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

1986年10月，第二次国际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会前我收到通知，并应当时担任《批评家》主编的董大中先生之邀约，撰写了题为《农民文化的时代选择——赵树理创作价值新论》一文，提交大会并进行了宣读。参加会议的贾植芳先生当场予以鼓励——以他终生不改的山西襄汾话说：“写得不赖！有见地。”吴福辉先生随后把稿子要去，刊于1987年第二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便是我研究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端！文章发表后产生了不少的反响，先后被收入多种文集，获过几次奖。黄修己先生在他1990年出版的《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一书中，曾用了不短的篇幅给以专门的评价；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增杰先生，也在有关解放区文学研究的述评文章里对我的相关成果给予了多次精致的评析——这些学术前辈的鼓励与厚爱，无疑成了我20余年来在学术路途上慢慢爬行的重要支撑。我感念他们。不觉十八年过去了——十八年间，我的学术研究对象曾有过几次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大学毕业后，先是对“新时期文学”有过一段时间的迷恋，1989年6月以后中国大陆“文化语境”的骤然改变，促使我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现代散文”身上。90年代后期以来又先后涉足“艺术文化学”和“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后一个对象，至今依然是我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然而，十八年来，我却从未放松过对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注，并且还一直是有意识地、相当清醒地把赵树理作为一个极为独特的学术对象和严肃问题，长久地凝视着、用力地思考着。一如鲁迅那般，时代气候与文化语境的每一次变化，都会使赵树理文化存在的“复杂性”平添一些新的色彩，同时总能衍生出绝非仅仅只关乎赵树理本身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也许这正是赵树理的价值性和永恒性所在？我凝视着赵树理，兴奋于那些不断产生的“问题”。我以我的研究，见证着十几年来赵树理研究不断变换的历史景观：我曾一度试图为赵树理及其“山药蛋派”的审美创造在“文化范畴”中寻找定位；90年代初，我想找出赵树理与地域性的“民间文化精神”之间隐秘的关联方式。后来我开始注意到，作为一个具有“另类”性的知识分子，赵树理在“时代需要”与“自愿承担”的矛盾冲突中所生成的悲剧情怀。近年来，我主要是从西方“新修辞学”理论出发，欲要揭示赵树理全部修辞行为的复杂性，看看能否勾画出赵树理及其文字世界所隐匿的文化图谱……我知道，我实际上是想借助于赵树理，寻找点什么。此书以“论文汇编”的本真状态面世，而不是以“改编”或“重整”的方式把它“加工”成一本“好看”却也不免存有“蒙人”之嫌的论著，我自然是有所期待的——我想让那些和我一样对赵树理、“山药蛋派”有兴趣的朋友们，能从这本小册子里略略了解些我在学术上笨拙的努力与真诚的付出。怕有十年了，有关赵树理和“山药蛋派”的研究论著，在书店里是看不到了。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为寂寞的赵树理研究增添些清凉。黄修己先生是赵树理研究方面的资深专家，如果说本书还有点分量的话，那必然是与他的序紧紧连在一起的。黄先生对我的鼓励，我唯有感谢。此次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媛先生的合作，愉快而有趣。只希望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席扬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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