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音乐与民族主义：1800—1848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民族观念兴起、民族国家建立的年代。随着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等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等思想观念的推动，欧洲范围内掀起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作为当时主要思潮之一，全面渗入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从政治层面上讲，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力量与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在摧毁法兰西帝国、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等大的王朝国家的同时，推动民族国家的建立，可以说，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世界政治格局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在意识层面上讲，民族主义是一种思维观念，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成员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并且赋予民族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意识，当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民族的归属观念在人类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与探讨也随之兴起，并且呈现出不断深入的趋势。西方学者的研究内容包括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界定、起源、特性、功能、历史发展等诸多问题。但是，由于民族与民族主义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至今仍然混乱与模糊，缺乏统一的标准。关于民族主义的起源也存在分歧，学界对此持有两种不同的观念。原初派学者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样，历史悠久，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时代演变而不断变化的。现代派学者则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当代学者大多秉持后一种观点，其中尤以安德森为代表，他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并且开创性地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该定义与传统的民族定义不同的是，它没有从民族的客观属性出发，而是从民众的主观意识出发，将民族成员的集体认同视为民族成立的重要标准，民族与民族主义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这一概念含有民族自决与民族认同这样的近代观念，因此，安德森所认同的民族并非传统意义上、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古代产物，而是随着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诞生的近代产物。他同时指出，18世纪末，人们认识与理解世界方式的改变、资本主义的兴起、印刷科技的进步以及方言的兴盛是民族意识兴起的重要历史条件，尤其是语言，它成为联系民族成员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民族主义作为主流思潮全面渗入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它在每个国家的渗透与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尤其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对它而言意义尤为重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德意志在政治与经济领域都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整个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民族解放战争的曲折胜利、资产阶级运动的失败等重大历史时刻，所有这些时刻都渗透着浓郁的民族情感。处于分裂与动荡中的德意志，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民族与国家。实际上，自17世纪开始，德意志文学家与哲学家等知识分子的言论与行为中就已经显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姿态，他们呼吁民众重视德语与德意志文化，乃至19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向经济与政治民族主义拓展开来，民族统一与民族建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民族主义思潮渗入德意志生活的各个领域，音乐自然也不例外。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中的民族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诞生的民族乐派存在很多差异之处。民族乐派是与爱国主义相结合，从民族传统与遗产中寻求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与品格的音乐流派，它涉及俄罗斯、捷克、匈牙利、挪威与芬兰等东欧与南欧政治与经济实力薄弱的地区与国家。这些国家的作曲家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他们在对抗西欧传统音乐大国的强势影响的同时，自觉地运用本民族的素材，开拓本民族音乐的道路。同时，他们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中寻求平衡，这种世界性更多指向的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德意志音乐语汇，民族乐派作曲家既想摆脱这种语汇，又不得不依赖它获得世界的认可。德意志音乐中的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乐派，在19世纪上半叶就凸显出来，它不仅显现于作曲家的言论与创作之中，而且渗透到批评、创作、音乐节、音乐会与音乐教育等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作曲家、指挥家、批评家、来自各行各业的上层精英以及普通大众都卷入音乐生活中，他们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确立德意志音乐的优势地位，建立以德意志音乐为标杆的音乐批评标准，推动德意志严肃音乐传统的确立，培养民众对德国音乐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推动民众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为德国民族统一与民族复兴铺垫道路。可以说，民族主义思想在19世纪的德国音乐生活中普遍存在，它甚至早于民族乐派，从某种意义上，民族乐派的创作理念可以说是源自德国音乐中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德意志音乐中的民族主义受到音乐学界的关注也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1969年哈佛大学音乐词典还是延续传统的认识，将民族主义界定为19世纪下半叶反抗德国霸权的运动，这一定义将德国排除在民族主义的论述范围之外。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学者研究民族主义的热潮的又一次出现20世纪80年代研究民族主义的重量级著作包括阿姆斯特朗的《民族主义形成以前的民族》（1982）、布罗伊尔的《民族主义与国家》（1982）、米洛斯拉夫·罗奇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会先决条件》（1985）、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90）、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991）、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主义》（2001），等等。，音乐学界也重新开始从民族角度审视西方音乐历史，他们将德国与意大利等传统音乐国家也纳入民族主义的讨论范围之中。其中尤以俄裔美国音乐学家、音乐史学家与批评家理查德·塔卢斯金（Richard Taruskin）和罗彻斯特大学研究德国历史的教授阿普里盖特（Celia Applegate）为代表。理查德·塔卢斯金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撰写洋洋洒洒的民族主义的长篇词条，词条驳斥了音乐民族主义传统认识中将法国、意大利与德意志音乐文化排除论文范围之外的举措，它以历史为线索探讨民族主义从它诞生起是如何参与和推动欧洲音乐文化发展的，尤其以大段篇幅讨论意大利与德国等音乐大国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音乐中彰显的推动力。阿普里盖特与帕梅拉·波特（Pamela Potter）共同编辑了《音乐与德意志民族认同》（Music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一书，此书是近年来研究德国音乐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它着重探讨了音乐是如何参与德意志身份认同过程，以及音乐是如何推动与传播民族主义思想的。本书选编的文章涉及哲学、文学、政治与社会思潮等诸多领域，主要研究民间音乐、艺术音乐、宗教音乐与爵士乐等各种音乐类型在创作与表演中如何成为民族主义的潜在推动力，以及音乐在民族认同与民族统一过程中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音乐学界对于19世纪音乐民族主义的认知已经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将民族主义视为反抗德意志霸权的音乐行为，不再将民族主义的论述范围局限于东欧和北欧几个国家的民族乐派。新的民族主义观念认为，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社会普遍存在的三大社会思潮之一，渗透到欧洲所有国家，可以说， 19世纪欧洲所有民族的音乐中均存在民族思想与意识，它们之间的不同只是民族主义表现的程度与方式。具体到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存在于音乐家的言论与创作中，而且弥漫于（甚至更强烈地体现在）民众（更多是指知识分子）的音乐思想观念与音乐活动中，或者更进一步说，它们存在于中产阶级的业余音乐爱好者中间，他们通过传播音乐批评言论、建立严肃音乐观念、组建音乐合唱团、组织与参加古典音乐节、参与音乐会生活、复兴德意志音乐遗产，以及引领音乐参与民族文化建设等诸多行为，彰显出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思想对音乐生活的渗透映射出德意志民众对民族统一与民族兴盛的渴求，一种在文化、政治和经济领域均显示出的共同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音乐创作，它将音乐思想与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卷了进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本书将音乐文化视为集体参与的，囊括批评、创作、演出与接受等一系列与音乐有关的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的影响力是潜在与巨大的，正因为如此，音乐成为德意志培养大众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有效手段，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由此获得参加民族文化建设的机会。本书从民族主义的研究视角出发，借鉴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分析等学科的研究思想与研究方法，探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思想的整体趋向、歌剧创作风格与音乐生活领域的新运动和新现象中潜在的民族主义推动力，以及整体音乐对于民族意识的反作用。本书分为绪论、正文四章与结语。正文第一章论述19世纪之前德意志文化中的民族意识，通过对论文的关键术语的界定以及19世纪之前，尤其是18世纪德意志文学历史中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述，对19世纪音乐民族主义的阐述进行铺垫。第二章审视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批评与观念中的民族主义倾向，主要通过期刊批评与音乐中的严肃性思想的考察，论述在确立德意志音乐特性过程中的一种批评倾向。第三章探讨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歌剧创作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它以韦伯与瓦格纳的歌剧作品为例证，论述德意志歌剧传统是如何逐步确立的。第四章陈述民族主义思想对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音乐生活的影响，论述巴赫复兴、民歌复兴以及音乐节、音乐会与音乐教育等领域如何渗透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民族意识是如何体现在音乐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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