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第三卷）

南北朝时期是秦汉以后我国政局分裂持续时间最久的时期。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族心理和传统观念，认为全国的统一是正常现象，而分裂则是不正常现象。从中国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应当怎样评述这一段历史的地位？旧史学家一般认为，东晋十六国以及北魏和后来的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是乱世，东晋及南朝是正统，其余王朝都不是正统。这种观点曾长期影响着人们对魏晋南北朝的如实认识。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起的重要作用，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第一，民族大融合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伟大民族。我国民族大融合历史上有五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列国纷争，通过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文化往来以至战争的促进，使得南方北方东方西方各地区的不同民族融合。春秋以前，楚文化、秦文化还不被中原各族承认。进入战国，楚、秦文化不仅被承认，而且还各自为丰富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像《楚辞》，反映了楚民族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颗珍珠。秦文化通过秦始皇的政治统一，大大扩大了它对全国的影响，奠定了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吸收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技术，从而为后来中国军队及战争手段打下了基础。第二次大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次的民族融合所波及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一次融合，持续时间很长，涉及面更广，其范围几乎包括今天中国的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广大区域。民族融合的方式也更为复杂多样。有以汉族为主，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也有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量吸收汉族文化的。这种互相吸收和融合，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为后来的隋唐形成统一的、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又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南北朝初期，南北双方，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如刘裕北伐，曾得到关中群众的欢迎，即是明证。随着文化的交流，更确切地说，由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北方少数民族迅速被带进了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比奴隶制先进，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是不可抗拒的趋势。这个转折点的显著标志是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洛阳，大量接受华夏文化，禁胡语、胡服，改汉姓，学习儒家经史典籍，建立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政治管理体制。到南朝梁武帝时，南北朝对峙的民族色彩已经淡化，变成了单纯政权的对立。文人学者有了往来，双方互相收容政治避难者。在南北交流中，民族偏见已不占主要地位。这时佛教僧团在南北双方的传教活动，也为促进南北融合起了积极作用。第三次大融合是西夏、辽、金及早期蒙古，第四次大融合在元朝，第五次大融合在清朝，这都是后来的事，这里暂不说它。第二，南北广大地区的开发三国时期，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只限于太湖流域、南京附近、钱塘江三角洲及荆州以下沿江一带。其他广大地区还是榛莽荒芜，草莱未辟。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尚多。经历了南北朝近三百年的长期交流，不断加深了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无论南方或北方，在经济开发、生产力提高方面都有进一步开展。尤其是北方各民族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发展为定居的农业为主，加快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过程。先进的生产关系，辅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加上少数民族清新活泼的生命力带来的朝气，北朝统治区生产很快赶上了南朝，超过了南朝，以至于为北朝征服南朝奠定了基础。第三，文化学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只限于辖区以内，有些像春秋战国列国纷争的情况，这就给文人、学者以逃避严密控制的机会，这一国不能立足，可以转到另一国。这为南北双方的人材往来，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这在佛教学风上也有明显的表现。有时，一个学派在北方受排斥，到了南方则找到了立足之地；有的南方学者的著作传到北方，受到北方的重视。像东晋时期南方的慧远曾影响到北方，北方的罗什大乘中观学派也影响到南方。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交流愈益密切，北方慧思、慧文为天台开基，菩提达摩经南方而传教于嵩洛，南方摄论之学弘传于北方。这一时期，国际交通也很频繁，除西北陆地丝绸之路为沟通东西方文化起了促进作用外，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南方的广州成为国际口岸，僧侣与商旅结伴往来，广州曾一度成为佛经转译的基地。第四，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体系初步形成南北朝约三百年间，反映时代思潮的意识形态与汉代迥异。汉代白虎观会议以后，神学经学成为官方正统。魏晋时，汉朝的神学经学失势，代之而起的是玄学。细分起来，也有发展变化。魏初刑名较盛，而至正始（240—249年）老学较盛。西晋元康（291—299年），庄学较盛。东晋又重佛学。南北朝时期，道教也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南方的道教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北方道教以寇谦之为代表，形成完备的系统理论，有宗教实践，有宗教仪式的宗教。这时，儒家的纲常名教仍然是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在自己的范围内从理论上论证，从实践上奉行之，强调忠君孝亲，以维护封建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儒、释、道三教互相争夺，互相吸收又互相配合的形势逐渐确立，这是南北朝近三百年来思想发展的总形势。有人从表面上看，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佛教势力大，儒家思想已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只要中国处在封建制度下，儒家思想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时佛教、道教极力宣称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儒家，宣扬王化治道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是在当时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下进行的。由于中西交通的发达，译经事业也有了更大的进展。无论从参与译经的人数，译出经籍的数量、质量，译经涉及西方佛教流派，包括佛教斥为“外道”的著作，其规模之大，均属空前。佛教发展迅速，信奉者日渐众多；还有一些群众利用佛教享有免除政府徭役及兵役的特权而躲进寺院。虔诚教徒固然不少，充数的和尚尼姑也许更多。在北朝曾发生政府取缔佛教、勒令解散僧众团体的事件，南方也实行过沙汰僧尼的措施，但做法比北方温和。佛教戒律已基本传译完备，有些学僧着重研究戒律，并开始出现论释戒律的著作。这是因为犯戒的人多了，南北方都提出了整顿僧众行为法规的要求。在译经中，也有不少关于佛及菩萨的传记著作。介绍解释佛经的著作，即所谓“论”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有计划按系统地大量译经的事业是从东晋时代开始的，到南北朝又有发展，当时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有佛陀跋陀罗、菩提流支、真谛等人。这一时期出现的佛教的著作中有所谓“伪经”。这是中土人士假托佛的名义，以佛经的形式撰述的。从作为西土所谓佛说经典来看，它当然是“伪”的。其实流传到今天的许多“经”，虽谓“佛说”，也毕竟只称“如是我闻”，不过它是出自天竺或西域佛徒之手，便受到重视。出自中土信徒之手，也不宜曾被斥为“伪经”就一概忽视之。抛开宗教偏见，从研究时代思潮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伪经”，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出现的特定时期和地区的时代思潮及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但一点儿也不伪，而且很有价值。南北朝时期，南朝重义理，人们喜欢理论探讨。北方重宗教实践，对理论研究不像南朝人士那样有兴趣，这在佛教宣传方面也有所表现。北朝石窟造像，规模宏伟，数量众多，这也是北方重实践（造像积功德，是宗教实践之一）的证明。南北朝时，由于佛教盛行，出现了佛教史传学、佛教典籍的目录学，影响所及，不止于佛教界，也促进了儒家及道家相关的类似的著作涌现。佛教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即中国化的佛教。这种中国化的佛教，随着中国文化与友好邻国的交往，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这种佛教文化交流，起着联系中外民族文化纽带的作用。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与文学、艺术（包括音乐、建筑、雕塑）、哲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研究宗教，要有众多学科的配合，才能互相启发，取长补短，收到实效。东晋以后，佛教传播较以前更加广泛。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基本上完成了介绍的使命。中国人士的著作，比重日渐增多，先后出现了许多“师说”，为后来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作了资料和理论的准备。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中心题目是佛性问题。佛教徒讲的“佛性”论，实际上是人性论的屈光折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是中华民族认识史的一次深化。南北朝的摄论、地论等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等编译、撰述的涌现，看起来，众说纷纭，而其问题的实质，都是环绕“心性论”开展的。它涉及人有无成佛的可能？人性是善是恶？如果是善，恶从何来？通过什么途径使人弃恶向善？成佛是否有捷径？有无佛国净土？如有，如何达到？这些众多的佛教神学问题被提出来了，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有些问题是佛教自己制造出来的假问题，佛教自然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也有些问题受历史的局限，是当时任何人也不能回答的。总之，他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可以促进后来者进一步去思考，去寻求答案。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学派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了“佛教经学”，并以出世的姿态积极为封建王权服务，成为中国古代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这不能不引起注意。我们不是用佛教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说明佛教，研究南北朝佛教史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一贯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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