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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探讨了苏联-俄罗斯科学技术事业兴衰的制度根源。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对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它能在短期内集中调配有限资源用于国家规划的重大或紧急项目,从而产生“资源聚合效应”。这种“资源聚合效应”在苏联成立的初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大科学”的迅速发展正是这一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在很多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苏联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苏联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有着悠久科学文化传统的欧洲发达国家。但是,苏联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具有负面影响。苏联把在一个特殊条件下为了生存而产生的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模式,将其神圣化、凝固化,在和平发展时期拒绝针对它随着时代变化凸显出来的弊端进行改革。苏联奉行的粗放发展模式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产生严重的“创新惰性”,特别是军事化导向极大地影响了对民用科学技术的投入,使本来可以为军民共用的科学技术成果被封锁在军工部门。同时,僵化的意识形态也严重干扰科学技术事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科学技术领域发生严重的混乱和危机。俄罗斯在短时期内确立的正式制度——市场经济制度难以同俄罗斯的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相融合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科学技术领域受到巨大的冲击:研究开发投入锐减,大批优秀科学技术人才流失国外。普京时期,选择“可控式民主”发展道路,俄罗斯科学技术领域的危机得到遏制。俄罗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前景面临很多问题。俄罗斯研发投入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科学技术竞争力还很弱,特别是俄罗斯的传统惯性导致经济发展偏于资源依赖,经济对科学技术成果需求程度低。产业结构的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科学技术尚未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俄罗斯正采取积极措施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旨在重振科学技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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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兆杰,男,47岁,2008年于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博士毕业,指导教师王续琨教授。2009年5月开始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俄罗斯科学技术政策。2010年晋升为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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