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全球环境问题研究

21世纪的头十年即将过去，人类社会处于深刻的动荡和不安之中：先是发生在美国（“9·11”事件）进而扩展到全球的恐怖主义肆虐横行，接着是源于美国而后席卷全球致使多个国家经济瞬时瘫痪的金融危机，而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畸形发展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覆盖全球的气候危机。严峻而紧张的现实生活迫使着全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究竟向何处去？什么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国际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人类

21世纪的头十年即将过去，人类社会处于深刻的动荡和不安之中：先是发生在美国（“9·11”事件）进而扩展到全球的恐怖主义肆虐横行，接着是源于美国而后席卷全球致使多个国家经济瞬时瘫痪的金融危机，而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畸形发展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覆盖全球的气候危机。严峻而紧张的现实生活迫使着全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究竟向何处去？什么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国际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什么？一 环境问题是重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全球问题全球化的现实让人们不得不从全球的、整体的、多元的、战略的、前瞻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人类已有的有关社会发展知识和理论，这也是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与挑战。当世界各国的首脑和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频频聚集共商人类前途命运和大国政治责任的时候，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却用她/他们默默的创造性的研究和独特的放眼全球的视野，诠释着她/他们对人类发展模式和全球问题的新的思考。她/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重新诠释着“国际政治”和“全球问题”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把环境问题纳入了“国际政治”这个久远的专业领域，拓展了人们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的认识。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召开的人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会议，或许可以从中发现她/他们独特的理解国际事务的历史脉络和知识背景。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将环境问题列入人类发展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和全人类共同的“全球问题”。1993年，联合国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召开了国际人权大会，既强调了妇女的、种族的，特别是不同边缘群体的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为人类的未来昭示了环境权是整体人权特别是生存权、发展权与和平权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4年，联合国在埃及的开罗召开了人口与发展大会，将人口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提高妇女地位密不可分地结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前所未有的人口发展模式。1995年，联合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在共同探讨影响人类发展的贫困、失业和社会排斥等深重问题时，明确提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中相互依存且彼此加强的组成部分，是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框架。1995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联合国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的同时，制定了提高妇女地位的12个战略目标，其中目标11是“妇女与环境”，指出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独特作用并赋予妇女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力。199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人居大会，强调了城市建设应该为人民创造安全、健康和生态和谐的环境，是实现人的生存权、居住权、健康权、体面工作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重要条件。而2000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千年发展首脑会议，为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人类发展大会作出重要总结，为人类跨入新千年列出了八大最优先事项，“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被列为第七个目标（最优先事项），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在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如果我们为上述社会发展进程和人类的认识进程做一粗略梳理的话，不难看出：（1）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2）环境权利如同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等一样，成为人类最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3）没有妇女平等而充分的参与，社会、经济、人口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无法继续，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内容；（4）上述问题挑战了“战争与和平”、“军事与冲突”、“政治与经济”、“权力与实力”为国际政治问题的主体的思路，极大地扩展了当今社会人们对“全球问题”和“国际关系”的定义及其内容的认识。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正是循着这个广阔而深邃的思路，运用她/他们多语种的优势，践行她/他们追求真理与智慧的目标，在繁杂世界和茫茫文海中汲取多元文化的精髓，为我们梳理出一条社会性别与环境发展的脉络，启迪我们对丰富多彩的全球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认识和新理解。二 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环境理论和环保实践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待生态环境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是一个时代的课题。研究者用大量的描述和分析告诉我们，国际妇女运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仅反映在她们遍及全球的持之以恒的长期斗争实践中，更重要地反映在她们挑战传统、志在创新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中。（1）生态女性主义对“妇女解放”赋予了新的内涵。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始终是国际妇女运动永恒的目标和旗帜。对于中国妇女，似乎已经用不到百年的时光，就完成了“解放”的使命进而走入“发展”的阶段。但生态女性主义者却把“妇女解放”发展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她们认为：妇女解放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妇女的“个体的解放”，政治身份、就业和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是“解放”的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妇女的“群体的解放”，它始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争取妇女群体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法律权利和文化阐释是“解放”的主要内容。第三阶段是妇女群体、所有边缘群体和自然界的“整体解放”，解放的主题由妇女扩展到其他所有被边缘化的人群以及自然界，进而说明妇女的解放不是孤立的事业，它是与自然的解放、被压迫人群的解放，与所有“他者”的解放联结在一起的。把妇女解放的内涵从个体扩展到群体，进而扩展到整体，全面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这是妇女运动对于“妇女解放”的新的全面的宏大的理解。（2）生态女性主义将社会正义引入了生态学理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富有远见的科学家，如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以其《寂静的春天》（1962）、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以其《人口爆炸》（1968）、罗马俱乐部以其《增长的极限》（1972），唤醒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一些堪称经典的环境伦理学论文，如怀特（Lynn White）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967）、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的悲剧》（1968）、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肤浅的生态学运动和深刻长远的生态学运动》（1973）等相继发表，孕育了生态学的诞生。早期的生态学家认为，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忽略了人类是地球的一部分，为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他们提出了一种以深层体验、深刻质问和深厚承诺为环节的生态人生和生态伦理，企图使人类追求以生态持续和谐为目标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引起人们对更广泛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护的认同。生态女性主义对于上述“生态中心论”的回应有所不同，她们认为，生态中心伦理学只是抽象地反对“人类中心论”，只把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和统治放在首位，忽略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和劳动的占有，看不到人对自然的统治中所包含的资本对妇女、少数民族、第三世界人民的剥削。她们从女性的特殊历史地位出发，提出了社会公平的理念，认为自然和人的关系的重建必须通过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来实现，正如罗斯玛丽·雷福德·卢瑟（Rosemary Redford Ruether）在她的名著《新女性、新地球》（1975）中所分析的：“在一个基本关系模式仍旧是统治模式的社会中，谈论妇女解放以及谈论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的。必须把妇女运动的诉求和生态运动的诉求结合起来，彻底重塑这个社会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价值观。”（3）生态女性主义在探讨女性受压迫和环境遭破坏的原因时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把妇女解放作为自己关注的基本点，究竟是什么使妇女受到了压迫？妇女要从什么压迫中解放出来？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回答是父权制。而更深刻的回答则是：妇女从父权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与自然从人类征服中解放出来同步和同样性质的，因为父权制不仅构成了对妇女的压迫，也构成了对自然的压迫。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面临着来自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谈的妇女解放，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上看，是将妇女提升到以男性为标准的、像男人一样理性而超越自然的人。激进女性主义所谈的妇女解放，是用颠覆、抵抗和替代方式，去逆转原先被贬低和否定的女性价值，赋予“女性本质”和“自然倾向”以正面的意义，以此替代原先道德上处于优越地位的理性、文化和男性本质。面对来自这两种对立流派的女性主义观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认为，简单地将女性塑造成男性或者以女性本质去替代男性本质的思路和做法，看上去是对男权进行反抗和抵制，但实际上都没有触动男权统治的深层结构和男权统治的合理性。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所隐含的共同点在于把重建文化的途径局限在两种水火不容的策略之中：要么男性化，要么女性化；要么理性文化，要么野性自然。反男权的关键在于反对一切形式的主宰，而二元论思维方式便是这种主宰模式的哲学基础。在西方文化中，二元关系随处可见。比如，文化/自然、理性/自然、男性/女性、心智/身体、主人/奴隶、精神/物质、理性/情感、自由/必然、普遍/个别、文明/原始、生产/繁殖、公共/私密、人类/自然、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等等。这些关系结构从表面上看，是把对立面双方放在一种相互分离的境地，放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中。然而，稍加探究就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了某种主从的统治关系（或称主宰关系、殖民逻辑）。在众多二元主从统治关系中，“理性/自然”的二元关系是焦点。那些处于优越的一方都可以被看成与“理性”相关；而低等的一方则是与“自然”相关。比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创造的文化也是理性的成果；理性使人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而人利用知识进行生产，进而使人获得自由、成为主人；理性、生产、知识、自由等都具有公共的性质。在这个与理性相关的系列中，由于妇女被看做与自然更接近，所以总是被排斥在“理性的人”之外。这样，理性实际上就成了男性的专利。西方文化就是由这一系列统治和主宰的二元对立关系构成的，而支撑它的是二元思维模式。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在二元思维模式中选择出路：或者被迫加入到男权化文化之中做“理性的人”，或者认同本质主义做“地球母亲”，做所谓自然的非文化人。而是主张一种彻底的非二元论：男女两性都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男女两性同样都能与自然和谐共处，也可以携手打破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建构。（4）生态女性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对资本主义发展观的全面批判。发展问题是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全球性问题。但是，发展的标准和含义是什么？如何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准备了现成答案，即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元素包括自由经济、工业化、民主政治以及为之服务的价值观念和教育计划。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化发展语境下第三世界的女性和环境主题进入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她们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观作出了尖锐的批判。在西方的发展理论看来，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主要来自两种观念，一是科学知识，二是经济发展。多年来，西方把这种现代化当做唯一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暴力地推向全球。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技术促进下的商品生产，才是生产性行为，即使毁灭了生命和自然也在所不惜。清澈河流并非生产性资源，而在上面建一座大坝的河流才是生产性的；天然森林不是生产性的，被开发成为单一树种的经济林才是生产性的。这种发展观还依赖于所谓“科学的思想和行为”，使每一个把自然和妇女排除于生产性之外的政治和经济计划，都因“科学性”而合法化。于是，发展就成为“科学农业”、“科学畜牧业”、“科学水管理”，等等，实验室科学割裂了地球的生命联系，妇女和本土的生态知识受到了排挤。科学技术成为被用来实行对自然和妇女进行压迫的工具，尤其是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的发展，越发使妇女意识到科学技术的性别偏见，意识到科学的整体范式具有父权制的、反自然的、殖民的特征，目的是像剥夺自然的生产能力一样剥夺妇女的生产能力。因此，在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发展观下，“经济发展”通过吸纳所有资源进入资本主义市场而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础，而“科学发展”则通过实验室为此提供了技术手段。通过这种发展观而建立起来的对妇女和自然统治的资本主义父权制世界体系，是导致地球生命毁灭趋势的重要原因。（5）生态女性主义以积极的行动促进社会的变革。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代表西方发展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妇女运动以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编制智慧，铸造未来，积极探索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公正、性别公正、气候公正和民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女性主义不仅是理论、还是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行动。通过本书，你不仅可以看到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性主义流派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循序渐进丝丝入扣的描述与介绍，而且可以看到遍布世界各地的改造社会和保护自然的妇女运动的伟大实践。在美国，女性主义的环境保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个人走向群体、从感性上升为理论、从参与者到领导者、从校园发展到社区、从一国扩展到国际，同时她们又是反核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反对殖民运动和主张社会改革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在俄罗斯，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而有着独特的历史和地位，但在俄罗斯社会转型后，性别歧视的现象伴随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而日益凸显，由此带来了妇女运动的重新组合与发展，环境保护成为妇女运动重新兴起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并成为妇女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社会基础和重要途径。在日本，随着国家治理公害相关法律的不断完善、全民环保意识以及男女共同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日本妇女从公害的受害者转变为环境治理的监测者、保护者、参与者，女性不仅由自身做起成为家庭环保的主要力量，她们还积极参与社区与所在地区的环保活动，通过与其他团体以及国际合作为周边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事业作出努力。在欧洲，这片土地既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女性环保运动的重要阵地，不但诞生了众多先锋的女性主义环保理论家、广泛多元的环境保护议题、功能齐全影响广泛的环境保护组织，还出现了一大批环境保护工作与决策的领导者和掌门人。最重要的是，女性环保运动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引入欧盟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机制中，使欧洲女性最早成为欧洲环保运动的半边天。在南亚和东南亚，随着殖民统治的侵入、自由贸易与市场经济的渗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发展中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使妇女首先成为环境问题的主要受害者。但是，东南亚的妇女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把环境保护的抗争融入到妇女运动，使得妇女们领导的“拯救纳玛达河运动”、“阻止萨达尔·萨诺瓦大坝建立运动”、“为博帕尔毒气事件幸存者争取权益的绝食抗议”（印度）、“拯救海龟延展计划”（马来西亚）、清洁河道净化水源（泰国）、贫困社区的垃圾处理（印度尼西亚）等获得成功，显示出妇女在环境保护运动中非凡的坚忍与团结。在非洲，现代殖民主义的疯狂入侵和野蛮开发，使非洲成为环境退化、气候干旱、粮食短缺、能源危机以及疾病流行的贫困地区。然而非洲妇女并不仅仅是环境恶化的受害者，她们还是治理环境的创造者。由著名环境保护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女士领导的肯尼亚“绿带运动”（Greenbelt Movement）就是基层妇女集体行动的成功范例。马塔伊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并担任该国的环境部副部长，妇女通过环保活动发挥了自身潜能，并融入当地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三 对中国妇女与环境问题的再认识面对全球激烈的政治经济竞争和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重新反思与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论。在这个严峻的问题面前，中国的女性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付诸行动，本书的第九章凝聚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和全球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对中国妇女和环境问题的分析和见地。（1）研究中国妇女与环境问题，无法回避对“中国式环境危机”的认识。而“中国式环境危机”又是与“中国式革命和发展道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共和国诞生时百废待兴，工业化刚刚起步，经济发展尚未超出环境的合理承受能力，“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对协调的时期”（1949—1957）；还是以运动（“大跃进”）和革命（“阶级斗争”）的方式从事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在“人定胜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导致一系列违背规律的建设和环境决策，使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达到了比较严重程度的“环境问题的恶化期”（1957—1973）；无论是1972年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针，建立了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并在1983年将环境保护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民对环境问题重新认识的“环境问题逐渐被重视时期”（1973—1992）；还是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步上升，官方和民间组织形成了环保的重要力量，但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对环境治理的拖欠和新的环境破坏，导致此时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问题频发的时期”（1992年至今）……都显示了中国式环境危机的特点：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扭曲的发展观与环保意识的落后，复合型环境问题与“城乡二元”的发展趋势，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机制与企业责任在此机制中的缺位，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的交叉重叠，从而使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和谐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认识中国妇女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也不能脱离中国妇女运动的特点。在历史上，中国的妇女解放从来就是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实现的；在现阶段，中国妇女的发展也是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取得的。因此，与西方生态女权主义对主流发展理论持高度警觉和尖锐批判的立场不同，中国妇女运动往往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主导社会活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就决定了她们与环境的复杂关系。本书的研究者们认为，中国妇女在环境问题上扮演了三重角色：首先，妇女成为环境问题的制造者或协从者。在摆脱贫困追求富强的道路上，中国长时期选择了浓缩式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方式，中国妇女也曾是这支建设大军的一员，有意或无意中成为环境问题的制造者或参与者。其次，妇女成为环境问题的受害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在承受着中国环境问题带来的危害，由于社会和生理原因，环境问题对女性造成的损害更大，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需要的大量女性劳动力，她们常常为恶劣的劳动环境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三，妇女作为保护环境的主力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在中国开始受到重视，中国妇女一直积极地扮演着保护环境的重要角色，无论是政府决策部门，还是非政府组织，无论在地方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能看到女性活跃的身影，感受到妇女发挥的重要作用。（3）将社会性别议题融入环境决策和环保行动的主流，是当今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者们的关注和追求。她/他们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环境政策后，运用奈娜·卡比尔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把中国的环境政策分为社会性别盲视政策、社会性别中立政策、针对特定性别的政策，以及社会性别再分配的政策，从而指出，尽管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虽然中国政府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首先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政府之一，但是，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政策制定者们尚未了解什么是社会性别，并未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过程，中国的环境政策尚需完善，远未实现社会性别的主流化。（4）概括中国妇女的环境理论、总结中国妇女环境运动也是研究者们的重心。学者们将中国妇女环保运动的理性启蒙始于1983年女作家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黄宗英通过讲述南京林学院女教授徐凤翔18年深入西藏密林与小木屋相伴，进行高原生态研究的故事，启蒙并感染了中国人民的环保意识和科学精神。学者们还将中国妇女环保运动的理性探讨归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特别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4年6月5日，首届中国妇女与环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历史性的《中国妇女环境宣言》；1994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妇女分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集结起来的跨学科跨部门的妇女网络，她们筹备和组织了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中的中国“妇女与环境”论坛；1998年1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妇女与环境网络”在学会分会的基础上成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教授执掌帅印，并实施了历时三年的“中国妇女与环境项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培训与交流，促进了女市长和女乡镇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学者们又把中国妇女环保运动理性研究的深入定位于胡玉坤等学者的研究专著与李英桃教授《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一书的出版，前者将社会性别和生态保护的理论应用于中国西部农村从“人定胜天”到“建设秀美家园”的研究；后者将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环境安全单作一章，从全球性、战略性的高度，探讨国际政治的新理念和中国妇女环境运动的新思维，凝结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团队对全球环境问题探索的新成果。（5）讴歌和记录当代中国妇女环保运动的杰出人物和环保行动也是本书第九章的特色。从杰出的女性环保活动家廖晓义、汪永晨、梁晓燕、张兢兢等组织发动的节约能源、废物利用、垃圾分类、健康生活方式、保护濒危物种、治理污染等环保教育与环保活动，到妇联组织发动的“三八绿色工程”、“妇女·家园·环境”、“妈妈环保志愿者行动”、“绿色家庭”、“节能减排家庭社区活动”、“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等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到多年来民间妇女们持之以恒的环保行动，如治沙能手牛玉琴等获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再到2009年全国妇联、联合国驻华机构和中国政府联合举办的“社会性别与减灾国际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将社会性别纳入减灾全球行动的北京倡议》，提出了加强对性别分析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治承诺，促进负责减灾、气候变化、扶贫和性别问题的部委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国家发展政策、规划与主流方案等9项行动建议……再现了中国妇女环保行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自外而内、自边缘而逐步推向主流的多重力量推动的历史进程。在本书的最后，研究者借助一句国际名言“思考全球化，行动地方化（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来表达她/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理想与志向。虽然她/他们没有直接回答本书一开始提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究竟向何处去？什么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国际问题？后金融危机时代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什么？”的问题，但是她/他们通过本书的研究抽象了五个结论性的要点：第一，生态环境问题是有“性别”的，男女两性在生态环境恶化面前的脆弱程度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相同的。第二，“空间性”是分析社会性别与全球生态环境关系时需要特别关注的因素，它不仅是指人们所处的空间位置的差异，更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点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妇女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因而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第三，“时间性”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同国别之间甚至在一国之内，理论、政策和实践都有一个发展变化、进化完善的过程。第四，在“发展”与“环保”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西方殖民统治的受害者，自身发展受到极大压力和限制，发展中国家讨论社会性别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需要考虑“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正负面影响，探索和积累自己的经验。第五，实现社会性别平等、保护生态环境需要“整体主义”的思考方式，“环境保护”和“性别平等”都已列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研究者们称其为“双重主流化”，如何真正将环境保护和性别平等纳入到政府决策与服务，融入企业、非政府组织、家庭与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之中，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必有之义。当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的脚步时，中国女性也进入了与世界接轨的过程，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的研究者们以她/他们特有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敏感走在了这个进程的前列。在“精神与物质齐飞，高尚共时尚一色”的特殊时代，在“外行比内行跑得快，忽悠比干事更豪迈”的变动社会，我为她/他们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坚强的操守、坚持的从容所感动和鼓舞，我愿意向她/他们学习并和她/他们一道，兢兢业业、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从事研究与教学，为建设平等、发展、和平的和谐社会而作出自己微薄的努力！刘伯红写于墨尔本—北京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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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讲授国际关系史、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经典原著选读等课程。著有：《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专著，2003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主编，200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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