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危机（1958—1963）与美欧同盟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成的，它凝结着师长的心血与教诲，同事和朋友的关心与友情，家人的呵护、支持与无限的爱。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有幸先后师从时殷弘教授、朱嬴泉教授。感谢时老师，是他使我与南京结缘，实现了我的博士梦；感谢朱老师，是他使我顺利完成学业，得以迈向人生新的起点。在我的博士论文选题、资料收集、构思、论证、撰写等方面，两位导师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他们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勤勉的精神永远是我人生的标杆，催我奋进。同时，我要感谢南京大学的卢明华教授、洪邮生教授、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蔡佳禾教授、任东来教授，他们对我撰写论文的指导与帮助同样不可或缺。在南京大学期间，我有幸与周桂银、邵永灵、王琛、石斌、张振江、龚洪烈、郑雪飞等教授相逢于同一师门，与他们的友情是我在南大丰厚收获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7月，我告别美丽如画的南大校园，来到令我神往已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感谢美国研究所前任所长、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前党委书记、副所长顾国良研究员，前副所长陶文钊研究员，前副所长胡国成研究员，是他们的引领、支持与帮助，使我在美国外交研究领域有了良好起步并不断取得进展。感谢福特基金会，它资助我于2007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跨大西洋关系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感谢该中心主任丹尼尔·汉密尔顿（Daniel Hamilton）教授，前副主任、现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事务助理国务卿埃斯特·布里默（Esther Brimmer）博士，资深研究员、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北美）执行主任桑特拉·德扬奥德拉特（Chantal de Jonge Oudraat）博士等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在美学术交流的经历对我开阔视野、提高研究水平大有裨益。2010年前后，我开始着手修改博士论文，这得益于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研究员，党委书记、副所长孙海泉研究员，副所长倪峰研究员，副所长刘尊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赵梅研究员、袁征研究员、姬虹研究员、潘小松研究员、王孜弘研究员、王荣军研究员、樊吉社研究员、洪源研究员、李晓岗副研究员、张帆副研究员、魏红霞副研究员、仇朝兵副研究员、何维保博士、李恒阳博士、王玮博士、张国庆老师、陈宪奎老师、罗伟清老师、张超老师、卢宁老师、王亚平老师、梁玉玉老师、周彦杰老师等的热情鼓励、宝贵支持与帮助，美国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许安结女士在本书报送评审等方面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提供的出版资助。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明主任、本书责任编辑孔继萍女士，他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令人感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的爱陪伴我一路走来。我因他们而幸福，为他们而骄傲。作者2012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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