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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是中国现存可信的、最早的诗,也是中国诗史的源头。本书受闻一多《歌与诗》的启发,认为中国古诗承受了“母系”和“父系”两个系统的遗传渊源,其原生细胞是乐章古辞,这个原生细胞的活样本保存至今。坚持“乐辞曰诗”的视角考察《诗》和中国诗史,有助于克服对西方学术话语的“路经依赖”,也有助于澄清经学阐释的诸种谬说。春秋时期,列国公卿赋诗引诗,《左传》以“君子”的名义引诗作史评,他们虽“乱用”却并没有损伤诗的“真相”。春秋诗学时值两次“王官之学”之间,又正当诗、乐分流之际,是中国诗学尚未遭受经学污染的一块“净土”,《诗》所具有的文学灵性曾得到最初的显现。本书认为春秋诗学是中国诗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并对此做了详细考辨,多有独到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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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运庭,1949年6月生,重庆市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美学、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江海学刊》和国内各大学学报发表论文100余篇,著有《传统经学的现代诠释》、《刘熙载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楚辞与屈原辞再考辨》等专著。获四川省、重庆市政府社科二等奖、三等奖共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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