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波集

作者在这篇自序中，叙述自己研究工作的主要过程、内容和进展。1956年夏，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展了研究工作。作者的研究工作是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相联系的。据此，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1957～1963年；（2）1977～1978年；（3）1979年至今。一 1957～1963年这时作者刚毕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积极性都很高。作者年纪轻，教学之余，仍有很大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当时学术自由的氛围虽然远不如现在浓厚，但还相当宽松。这期间，作者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届毕业同学周叔莲（他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进行了有效合作。因而，这期间，虽是我的研究工作起步阶段，但在全国性报刊（《光明日报》，作为现在《经济日报》前身的《大公报》和《经济研究》以及有全国影响的地方刊物《学术月刊》、《中国经济问题》和《江汉学刊》）都发表过文章。就这期间发表文章的政治倾向和内容来说，大体可分为三类：（1）政治倾向和内容都是错误的。比如，《在城市街道建立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本书汇集的论著，主要是作者独著（主编）的，有一部分是合著（主编）的。有关作者和出版单位均见后面的论著目录。（1958年）和《人民公社在实现农业技术改造中的伟大作用》（1960年）等文，就是宣传当时作为经济上“左”的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人民公社的，政治倾向根本错误，内容也谈不上什么科学性。（2）主要政治倾向和内容都较好，但有片面性。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产生原因的探讨》一文，是在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了以人民公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失败的教训，适应实行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客观需要而写的。但把社会主义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远远不够的，带有片面性。（3）政治倾向和内容都是好的。如《关于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初步探讨》（1961年）一文，就是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指导下，根据“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并适应实施农轻重为序方针的实践需要，将苏联和我国经济学界广为流行的扩大再生产公式Ⅰ（v+m）＞Ⅱc这样一个基本公式，扩展为Ⅰ（v+m）＞Ⅱe和Ⅱ（c+m）＞Ⅰ（v+m/x）这样两个基本公式。二 1977～1978年从50年代下半期起，“左”的路线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左”的实践趋于严重，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顶点。这样，学术自由的氛围越来越淡薄，到“文化大革命”就完全消失。所以，从1963年到1976年，作者也就完全停止了研究工作。但到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极大地激发了作者的政治热情。这时学术自由逐步恢复。作者同周叔莲等老同学又进行了良好合作。这样/作者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的以拨乱反正和批判“四人帮”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主要的文章有：（1）《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2）《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3）《必须把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结合起来》。（4）《批驳“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5）《利润范畴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6）《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7）《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是生产劳动者》。（8）《企业管理的劳动性质不容歪曲》。（9）《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阶级对抗关系吗？》。（10）《必须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规章制度的谬论》。（11）《斥“四人帮”攻击〈条例〉的谬论》。（12）《一本宣扬“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坏书》。在这些文章中，论证了按劳分配、工资、商品生产、利润、生产关系和国有企业规章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它们在发展生产中的重大作用，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谬论。这里要说明：（1）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进行了经济整顿，在他的支持下，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这是当时整顿工业的指导文件。但在随后的“批邓”中遭到了“四人帮”的攻击。第11篇文章就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对这个《条例》的攻击的。（2）“文化大革命”中，某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集中地体现了“四人帮”的经济观点。第12篇文章就是批判这本书的。从主要方面说来，这些批判都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但是，也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可就当时情况来说，在有些问题上还是做了进一步探索。比如，明确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必须把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必须自负盈亏，以及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都是生产劳动者等。三 1979年至今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辟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这时起，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比较自觉地遵循这条思想路线，并围绕这个主要特征满怀激情地开展了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作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2年）论文中，主要分析了以下四个问题：（1）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前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2）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包括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等方面。（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命运：不管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多少曲折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使命最终一定会实现。2.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研究作者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认识且不说在改革开放前很差，就是在改革以后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比如，改革初期作者还认为国有企业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是在后来才逐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1998年）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生产目的、价值规律、竞争、市场、价格、劳动、收入分配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对改革前后在这些方面的流行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有些方面还做了进一步探讨。（1）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研究。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探讨》（1980年）、《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探讨》（1980年）、《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症结何在？》（1980年）等论文中，并没有拘泥于流行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笼统地归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依据企业的所有制情况做了具体分析。比如，作者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本企业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作者还提出，仅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2）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在《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1979年）论文中提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的自动调节。为此，要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独立经营者，要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该文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涉及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3）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的研究。在《关于我国现阶段产业后备军的若干问题》（1989年）论文中，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将产业后备军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范畴的片面性，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必然而且还需长期存在产业后备军。并据此提出要积极进行相应的、包括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还要把调控失业率作为一项全新职能列入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在《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基本格局》（1988年）论文中提出：这种基本格局可以归结为按劳分配（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纪律+失业纪律+自觉纪律。（4）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1988年）专著中，系统地深入地揭示了国有经济中生产资料补偿基金、劳动报酬基金和剩余产品基金的性质、量的规定及其分配过程。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随着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才逐步得到了提高。在《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1996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2002年）和《中国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2005年）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些基本内容（包括伟大历史意义、建立的必然性和特征等）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主要方面（包括企业、市场和政府等方面的改革）都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在有些方面做了进一步思索。（1）关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性的研究。在这方面，试图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依据我国国情（包括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种社会条件），肯定了计划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极作用，又依据这些情况的变化，论证了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必然性。（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研究。在这里运用抽象法，分四个层次（即从市场经济一般人手，引入有国家干预因素，再引入有较多国家干预的因素，最后引入制度因素）比较全面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内涵。（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研究。作者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评经济私有化的观点》（1990年）一文中，针对当时国内出现的经济私有化的观点，尖锐地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是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提出的问题，也是阶级斗争实践提出的问题。这个方向只能是和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自我完善，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私有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方面还出现了某种凝固化倾向。从理论上说来，这种倾向是同孤立强调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忽视发展和稳定对改革的依存关系，以及忽视承包经营制在实现改革目标方面的局限性有关的。针对这种倾向，作者连续发表了《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重要认识问题》（1991年）和《90年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探讨》（1991年）两篇文章，分析了上述倾向，提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及早采取得力措施推行改革。在1990年初，计划调节为主的观点又在某种范围内出现了回潮。针对这种倾向，作者发表了《试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兼评“计划调节为主论”》（1992年）。作者依据改革经验的总结，并适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在《企业体制改革与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加速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1993年）论文中，从传统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行为的比较中，提出以实行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依据当时情况提出了推行这项改革的措施。在《关于中国现阶段国有经济比重问题——兼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历史发展》（1996年）论文中，依据历史经验和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提出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同时存在和共同发展，是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按照当时国有经济覆盖面过宽、比重过大的情况，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提出依据产业、行业、规模和有进有退等项原则，适度压缩国有经济比重，以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和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两项内容：第一，在《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发展及其一般内容和理论意义》（2003年）论文中，依据对古代社会、古典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职能的考察，提出政府经济职能的一般内容，它包括维护经济基础、改革经济体制和承担社会公共职能三个方面。还提出了这种历史考察的理论意义。主要是：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进一步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为研究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提供方法论。第二，在《中国转轨时期面临的经济环境与政府职能》（2003年）论文中，提出这种环境主要包括急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四个方面。与此相对应的四个方面，也就是中国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5）关于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在《历史经验的启示》（1987年）论文中，提出在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下，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前者如中国由领主制度到地主制度的转变，后者如由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到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两项改革都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分析了这些历史经验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启示意义。4.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1）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1980年）专著中，针对“四人帮”对脑力劳动的污蔑以及1958年以后多年存在的“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做法，不仅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是生产劳动者，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脑力劳动者也是生产劳动者；还着重提出无论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或其消灭，根本的决定因素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关于积累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1986年）专著中，系统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根本特征、比例关系及其模式。特别是依据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自己在这方面构建的分析框架（即综合分析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城乡人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这三个因素，以确定积累率），推算出20世纪最后20年的积累率。在这里还要着重提到：鉴于英国经济学家黑伊·哈罗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即产量（收入）增长率（G）=储蓄率（S）/资本产出率（C）]既有科学性也有局限性（即忽视了原有生产基金利用效率提高在产量或收入增长中的作用），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将这个经济增长模型拓展为：国民收入增长率=积累率×积累基金效率+原有生产基金效率的增长率。（3）关于经济效益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效益研究》（1991年）、《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效益研究》（1990年）、《中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研究》（1990年）和《工业经济效益问题探索》（1990年）等专著中对经济效益问题做了相当完整、系统的研究。其特点是：第一，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经济各部门（除了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以外，还包括科技、教育和卫生部门）、工业和工业各部门的经济效益以及各生产要素（除了包括劳动力、设备、原材料和资金等以外，还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利用效益。第二，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全要素生产率描述了我国经济效益的变化的历史和现状。第三，运用抽象法，通过四个层次（即从生产一般开始，引入商品生产因素，再引入工业化因素，最后引入制度因素）全面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这一概念的内涵。第四，系统地阐述了经济效益的运行特征：速度效益型、周期波动型、粗放经营型、资金和劳动力投入主导型、不平衡型和低效益型。并从经济体制、战略、结构、技术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分析了这些特征的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对策方面涉及一个极重要问题，即要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方面提出要依据我国国情把握这种速度的三个重要特点：即必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并适应非均衡增长条件和经济周期波动条件的适度增长。针对90年代初经济实践中又一次发生的由盲目追求速度忽视效益而导致经济过热的严重情况，作者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尖锐提出《真想还是假想提高经济效益》（1991年），强调《当前要强调提高速度与增进效益相统一》（1992年）。（4）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和经济运行的研究。在《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0年）、《我国“九五”、“十五”宏观经济分析》（2002年）和《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全面发展》（2006年）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的艰巨性和可行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战略（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实施可持续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扩大就业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以及90年代以来的经济运行做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对其中的一些方面做了进一步探索。在《试析2002年通货紧缩的特征——兼及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的修正》（2004年）论文中，对其特征（主要是混合型）做了分析。并依据这个特征的分析，对学界流行的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提出了修正意见。即将通缩率=物价下降率修正为通缩率=物价下降率-由各种非需求不足因素引起的物价下降率；将通胀率=物价上涨率修正为通胀率=物价上涨率-由各种非需求过旺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率。在《对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2004年）论文中，在论及特征形成的原因时提出：1992～1997年形成和实践了以反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1998～1999年形成和实践了以反经济过冷、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00～2003年上半年继续完善和实践了以反经济过冷、实现经济回暖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03年下半年以来又开始形成和实践了以反经济局部过热、实现“软着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战略含义——兼论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2005年）论文中，除了简要总结古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的经济周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以外，着重分析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特征，即以轻波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并指出了其战略含义就是中国在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试论“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2005年）论文中指出，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相比较，“十五”期间投资率趋于巅峰，消费率驶入低谷，并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还指出了其变动趋势，提出了对策（包括提高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和科学性及其实现的保证体系）。在《当前亟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兼论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机制的治理》（2006年）论文中提出：当前投资过快增长的根源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和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因此，要控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重点是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膨胀机制。在《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成就和经验》（2006年）论文中，分三个阶段（即“一五”计划、“二五”至“五五”计划和“六五”至“十五”计划）总结了其编制和实施的成就和经验。在《试论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2007年）论文中，指出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和现状的特征是严重扭曲和严重滞后。从战略、体制、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揭示了其原因；强调了这是当前有关经济发展、改革深化、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全局性问题；为此，要从合理设置发展目标，创造有利环境，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结构和布局，提高城镇化率，以及加快改革等方面，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5.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993年）论文中，针对学界广泛流行的把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仅仅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个方面，经过系统考证和深入分析，把“新民主主义论”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方面，并指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划时代发展。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1998年）论文中，在详细考察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以后指出：邓小平这个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是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产物，是批判党内曾经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产物，特别是揭露“四人帮”假社会主义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石，经济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1995年）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思想在陈云整个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形成的历史条件，这个思想在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其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以及它的深远意义。6.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关于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1986年）论文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第一，要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扬弃掉，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和我国国情的部分运用起来。第二，要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总结的、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我国国情的有用部分借鉴过来，并把其中庸俗的和不适合的部分批判掉。第三，要以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为基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同时又要用已经为实践所证明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去指导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在《〈资本论〉研究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1989年）论文中提出：要从改革前《资本论》研究主要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体制服务，转到主要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为此：第一，不能从已有原则出发，必须从事实出发。第二，要把握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系的原则，不能只把《资本论》看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殊在理论上的反映，还要把它看做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一般在理论上的反映。第三，要把握复杂事物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对《资本论》所反映的发达商品经济一般这个复杂机体，对它的各个范畴的运用，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注意其相互联系。7.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1984年，作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理论和发展研究室主任，所长蒋一苇交给研究室一项研究任务：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以填补这个学科的空白。这就是这个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涉足经济史研究的缘由。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专著（1996年）中，作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史这门新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标准等做了详细阐述。然后在正文中分时期地阐述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专著（2006年）中，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做了探索：一是用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作为首要标准，用生产力作为第二标准，划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二是以历史方法为主并结合逻辑方法，安排了每篇的章节框架。三是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既有详尽的史实叙述，又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四是力图在真实再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经济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做了画龙点睛的总结。最后，还需要说明：（1）为保论著观点原貌，这次付梓只做了技术性的改动。（2）本书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工业经济研究所科研处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向他们表示感谢！汪海波200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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