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一：《“不忘初心，与时俱进”——赵剑英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走过的十年》（百道网）

　【百道编按】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在百道网近日对赵剑英社长的深度专访中，我们围绕着学术与商业平衡的老话题展开。事实上，对于一家学术出版机构而言，在这二者中做好平衡，是出版业最永恒的话题，且因不同的出版人赋予它的独特人格，而常说常新。在我们与赵剑英社长长达一小时的专访中，沉醉于平衡木之间的趣谈而不觉时光流逝。而在这场采访中，我们获得一个关于“成”的答案，这个问题或许在他人之处有别种的回答。但赵剑英的答案为我们找到了洞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展的一把秘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坐落于北京鼓楼西大街，在这条充满人间烟火的双向单车道小街上，这家出版社虽然顶着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出版机构的光环，却低调得如同其院落的灰色，大众行人走过路过，皆是擦肩而过。但凡是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读者与学人，便深知灰色院落的光环所在。这里是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出版阵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他国家高端智库成果的发布平台，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主力军所在地。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它的掌舵人赵剑英自2007年调任社里担任总编辑，2011年出任社长，陪同出版社走过了社史的四分之一岁月。不久前，赵剑英的最新学术自选集《时代的哲学回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他对实践范畴及其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现代性及文化认同、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等课题展开了讨论，与读者分享自己独到的观点与见解。

　　这位学者型社长，同时做着三件事，却做到了三不误。和所有的学者一样，他念兹在兹的是学术上的精进，与同行的交流切蹉，对前沿思想的密切关注。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学术上的精进，使他不仅能带好博士生，更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带到四十年发展的辉煌处。

　《光明日报》大半年前发表了一篇对他进行的专访文章，一开头便用鲜活的细节让读者捕捉了这位学者的赤子之心。“剑英，你的论文发表了”。31年后，他仍然记得论文指导教师汤群英一大早爬到五楼的学生宿舍里，把他从睡梦中催醒的这句话。

　　于是，其后的岁月里，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和文章数十篇，代表作有《试析实践活动运行机制》、《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论人类实践形态的当代发展》、《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再思考》、《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的认同危机及重构》、《中国道路的哲学观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开创权力监督的新路》等。

　　在百道网此次对赵剑英社长的深度专访中，我们也最终没有绕开学术与商业平衡的老话题，事实上，对于一家学术出版机构而言，在这二者中做好平衡，是出版业最永恒的话题，且因不同的出版人赋予它的独特人格，而常说常新。在我们与赵剑英社长长达一小时的专访中，沉醉于平衡木之间的趣谈而不觉时光流逝。而在这场采访中，我们获得一个关于“成”的答案，这个问题或许在他人之处有别种的回答。但赵剑英的答案为我们找到了洞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展的一把秘钥。

　　百道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专家，您一直精于学术的耕耘；同时，您又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要带学生，尽导师之责；两者之外，您更是社科社的掌门人，要为全社员工之稻梁谋。这三者之间，您是如何协调，平衡，并做到在三方面都有所“成”的？

　　赵剑英：我到出版社工作有10年多了，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我人生中的黄金年华，这一工作的“壮年期”奉献给了充满挑战而又有魅力的出版业。十年多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从出版阅历、出版经验和出版成就上，与业内资深出版人相比，我还是有距离的，很多同行比我做得好；和研究所里纯粹做学问的学者相比，我跟他们也不一样。我首先还是一个出版人，我要努力去了解出版行业的特点、出版的规律，努力把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金字招牌做好做强，我有着非常清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一直葆有学术的情怀，身处在学术前沿的思想场里面。就是愿意看书、写文章，没有放弃专业领域。一直关注学术前沿，关注国家和国际形势，从哲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我喜欢思考，晚上走路散步也经常边走边想。我的学术情怀和喜欢思考、写作的习惯，也伴随了我在社科社的这么多年时光。所以，也许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学者型的出版人。

　　在我看来，出版和学术这两个方面是相得益彰的，学术能够滋养出版，出版可以反哺学术。正是对当代社会、当代学术的思考，才能写出个人的论著，才能有一些好的选题策划。比如说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在业内能否站在前列，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选题上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我奇，这些优势的形成不是凭空而来，是基于长期的积累、对学术关注思考的结果。

　　近年来我们的主题出版在业内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走出了“主题出版”、“精品出版”与“走出去”出版三者统一的成功路子。比如“理解中国”“中国制度”丛书。

　　其中，“中国制度”丛书，已经出版有《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法律制度》《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基本分配制度》《中国基本社会保险制度》等，接下来还有更多图书推出。这套丛书旨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渊源、实践基础、基本内容、内在逻辑、特点和优势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有关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这样的工作，有助于我们明确建设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中国制度体系的着力点，以彰显我们的制度自信。讲到道路、制度、民主这些东西，我认为，中国只能走一条在发挥国家治理优势的前提之下，推进民主、保障民生，努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从我这几年对国外的了解看，迄今为止，国外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治理和制度体系。其实国内出版界和学术界也没有把中国制度体系梳理清楚，这不仅是学术界、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也是出版界的重要职责。所以国务院新闻办的有关领导说社科社抓的这些选题非常好。

　　百道网：的确，做专业出版一定要以对学术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为基础，社里“理解中国”丛书近几年运行下来，已经成为学术出版的经典案例。可否请您还原一下当时是怎么想到去策划这么一套选题的？

　　赵剑英：2012年，我带团参加了伦敦书展。在书展上我发现，中国展出的有水平的、适合国外读者阅读的学术理论读物偏少，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如何认识与理解中国的相关深度学术著述则更少，因此，我当下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集中中国学术界的智慧、推出一套权威的学术著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总结出来，让世界民众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是人类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道路，是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正在做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变化？说实话，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想法。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马上根据十八大精神全力推动这件事儿，定位三个方面：第一，选题要好，丛书每个选题一定是国内外读者关注的重大问题；第二，作者要权威，一定是相关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第三，写作风格要通俗易懂。另外，我们严格审稿，不仅仅是社里的编辑审稿，还要请社外知名专家双向匿名审稿，根据社内外专家的审稿意见，作者再修改、打磨书稿。经过认真严谨的策划、组织和撰写工作，“理解中国”丛书才得以问世。

　　“理解中国”这一丛书品牌，现在出版了中文版15种，翻译成多语种版本在海外发行，包括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日文。俄文、法文、韩文、泰文也都在陆续出版中。这套丛书通过客观的梳理及介绍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把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讲给了国外读者听，真正帮助他们了解和理解中国现实，实现了国内外文化上的有效沟通。所以说，社科社的这套丛书切中了当下国家的需求和学术出版的方向，才能被国家有关部门采购，向国外推广。

　　近几年，一直强调讲挖掘中国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包括有关部门大力推广中国文化“走出去”，都是为了更好地把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中国展示给世界。这其中，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学术文化研究者都应该担当自己的职责。对于社科社而言，讲述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用好国际表达，就是我们作为专业学术出版社应该做的，也是基于我本人的学术情怀。从这里也能看到出版和学术其实是相得益彰、相互推动的。任何一家出版社掌门人的这种思考，这种思想取向，对自身的选题和出版方向都是有积极影响的。

　　百道网：“理解中国”丛书之后，社科社在向西方世界解读中国的选题上似乎一发不可收拾，且表现得后劲十足。可否请您从产品线的角度为我们打通系列精品力作不断推出的选题内在逻辑？

　　赵剑英：近年来，我们在专注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的基础上，大力实施精品化、国际化、数字化和大众化发展战略，推出了“理解中国”丛书、“中国制度”研究丛书、“简明中国”系列、“中社智库”系列、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大型丛书以及“剑桥史”系列的扩展等多个出版品牌。

　　其中“简明中国”系列，是“理解中国” “中国制度研究”的继续深化与展开，也是我们“走出去”的新品牌，很多国外出版社愿意与我们签约。包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简明世界历史读本》《简明中国宗教史读本》《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即将推出《简明中国文学史读本》《简明中国哲学史读本》等。这些图书就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国外的读者了解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进而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实际上，从“理解中国”到“中国制度研究”，再到“简明中国”系列，我们开发的这三个丛书品牌是相通的，即有着内在的逻辑。 “理解中国”则主要侧重于当代中国的变化，展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政治治理、社会变迁、对外关系等方方面面；“中国制度”则是从更深层次，即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内在运行的机理上来展示中国；“简明中国”系列是从历史和文化层面展开，从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历史视野来介绍中国，在全球发展的背景下了解中国。实际上，我们国人也需要了解中国，我们为什么走现在这条道路，为什么康有为式的“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为什么当今中国人这么想问题、做事情？这需要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所以把握这个逻辑也体现了我们学术出版的水平与特色。

　　这些图书系列不仅已经成为我们“走出去”主力产品，同时也是大众的主题读物。所以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包括“走出去“的影响力。近几年，已与包括英国罗德里奇（Routledge）、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英国麦克米伦（Macmillan）、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CUP）等知名出版社建立版权贸易和图书合作出版关系。与国外出版社签约共303项，获得出版翻译资助共162项。我们加大了与国外出版界、学术界交流与合作的力度。以书为媒介，进行中西学者的对话和研讨，社科社通过这些图书产品已然成为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政治交流的重要平台。

　　百道网：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社科社的确是走出了一条专业化学术出版道路，发挥出了主旋律正能量作用，这些都属于社会效益，那么，经济效益方面，出版社的成绩如何呢？在发展中如何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赵剑英：我认为，我们近年来走出了一条专业出版学术出版的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主旋律正能量作用。除了主题出版，还出版了一大批学术精品，其中不少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全国通俗优秀理论读物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出精品自然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然得以协调统一。近几年很多出版社都参与教材教辅出版，或做少儿出版，但是也许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在这十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坚持夯实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的发展道路，我认为这是立社之本；效益方面，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与经济效益、数量增长、品牌提升相统一的发展战略；在员工成长方面，我们既坚持个人利益与出版社长远发展相统一的理念，同时又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多得的原则。　

　　2017年，我们出版社的出书规模、发货码洋、营业收入、利润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实现了平稳增长。同时，我们员工的收入和福利也保持增长。社科社几年前完成了薪酬体制改革，最大化地体现多劳多得和优劳多得，使得员工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实现了出版社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出版社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尽量给职工创造更多福利，去年调整了工资发放结构，增加员工的获得感。也给职工建立了企业年金和大病医疗保险等，所以我们的队伍还是比较稳定的。

　　百道网：在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方面，社科社有什么创新举措？又有哪些能和我们分享的独特经验？

　　赵剑英：近几年，社科社由原来的产品供应商开始向服务提供商转型，逐渐构建起了一套关于专业知识的全方位服务模式，开始步入融合发展的轨道。2017年，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都实现了上线运行。同时，在第十一届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发展大会上，我们的年鉴数据库获得了“优秀知识资源”荣誉。《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年鉴资源中心与动态出版系统》项目，入选了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与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2018年，我们要巩固扩大专业出版影响力，大力推进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加大数据库销售和研创新产品力度，开拓新市场，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在融合发展方面，我们社科社有着天然的内容资源优势。经过40年的发展，社科社积累了很多好书，尤其是历史、文学、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好书，这类书又正是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很能满足大众精神需求和心灵滋养的图书。

　　从受众来看，普通大众就是我们知识服务的对象。现在人们的专业知识层次很高，但跳出专业之外，都需要再有其他大众化的知识普及。这里要注意大众的涵义，当代社会的大众不是低层次的，它是指每个特定专业之外的人士。隔行如隔山，所以他们都是我们作为综合类专业出版社知识服务的对象。我们的潜在读者很广。

　　从产品逻辑来看，一方面，快节奏和高效率的知识服务，并不绝对意味着浅阅读，就是说没有思想深度和精神内涵。重要的是，我们接受知识的形态要改变，学习不了解的知识、接受精湛深刻的思想，不止需要一本书，而需要新技术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也就是说，出版社要提供快节奏下的深阅读产品。哪家专业出版社做到了这一点，谁就实现了与时俱进，就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谁就成功了。这就是创新。另一方面，融合发展的关键就在于知识产品的研发与设计，而知识服务的落脚点正在于“服务”二字，提升用户粘性拼的就是服务，更细、更贴心、更便捷的服务就会使得产品更有市场、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对于出版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理解。

　　百道网：在智库系列图书产品方面，社科社“中社智库”目前有何进展？

　　赵剑英：近几年中央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视和战略部署，让我认识到这对我们的出版工作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我们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我们顺势而为，开创了智库产品出版品牌，搭上了时代前进的列车。

　　现在，社科社“中社智库”这一重点品牌已经推出了国家智库报告、地方智库报告、智库丛书、年度报告等系列。重点是国家智库报告，已出版160余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30多家研究所和智库单位签订了合作协议，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等多所国家高端智库以及地方智库共计40余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说已成为中国高端智库重要成果的发布地。

　　“中社智库”发布密度大，发布及时。我们对许多重点智库成果召开发布会，在第一时间把智库成果分享给媒体与社会，形成了图书的深度传播与各类媒体特别是新型媒体广度传播相结合，具有强大舆论宣传效果的传播模式。对智库机构、智库学者和我们出版社影响力的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2018年，我们一方面将发扬人文出版传统的优势，同时又会以敏锐的目光打造国家智库报告。具体说来，要凝聚一批好的智库专家、好的作者，继续在智库系列图书主题出版领域深耕，把“中社智库”这一品牌做专、做精、做得响当当。“中社智库”让我们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代同行，使出版社及时发出时代声音。

　　百道网：您是搞哲学研究的学者，您如何看待出版社的“成”、个人的“成”？

　　赵剑英：从出版社成功的角度来讲，出版社首先要找到自身定位，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以良好的运行机制和方法保证实现两个效益的同步，出版社就能往前发展。以学术出版为例，一家学术出版社如果丢掉了学术，就没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只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注定不会有长久的发展。所以说，出版社切忌见异思迁、没有明确目标的发展定位，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所谓的多元化就可能走不远。

　　从个人角度而言，人生无所谓成败，也没有统一的成败标准，更不能以金钱多少、权力大小论成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或者说自己的活法。在自己确定的世界里能做到安宁、淡定，心灵自足，我以为就是成功的人生。当然，这个世界是一个向善的世界。

　　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人是社会关系的动物，人是需要社会交往的，在社会关系、社会实践中体现他的存在。工作是人的存在的动态展开。通过努力，用自己的智慧、思想，有益于、有助于他人，或对社会组织的改变、发展有所贡献；大的方面讲，对文明的积累与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作用，那么人生的价值就通过社会价值体现出来了。与此同时，这个人还能身心健康、愉悦地存在着，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成功。

（本文编辑：June）